王兴东生于普通工人家庭,下乡当过知青,入伍成为一名边防战士。基层生活为他积累了大量素材,在后来漫长的编剧生涯中,深入生活发现素材也成为他创作的基石。他把编剧创作比喻为春蚕吐丝:“春蚕吃桑叶吐出蚕丝,织成锦缎,经由丝绸之路传递到世界各地。编剧的创作就是从深入生活采集素材开始,一步一步发现题材,创造人物,挖掘思想,编织成精彩的故事。”
他以军人的作风突破障碍,攻克堡垒,大胆创新。他用电影最先揭秘了雷锋牺牲的真相;他率先将延安时期审判黄克功案写成电影《黄克功案件》,为党史和延安法治史留下浓重的一笔;他最早以电影的方式关注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他创作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故事,又将中国奥运首金获得者许海峰的人生经历写成电影……他的原则是写别人所未写,创造前所未有的电影故事。
王兴东还曾创作《狼犬历险记》《鸽子迷的奇遇》《飞来的仙鹤》等一系列有关动物的剧本,以简单诗意的情节表达深刻的哲理,呈现乡土情怀。他曾凭借《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两部剧本两度荣膺金鸡奖,后来又担任过金鸡奖评委。他说:“金鸡奖主要奖励艺术的创新与突破。奖杯主体都有底座,金鸡站在底座上,这个底座的意思是生活为基,功力为础。一部获奖作品必须以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为基础的,奖杯的含金量才更高。”
当下很多大学开设了影视文学专业,编剧队伍成长迅速,年轻编剧挑起大梁,王兴东感到十分欣慰:“年轻编剧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在他看来,电影的一切从剧本开始,题材无禁区,编剧有立场,电影不是简单的商品,也不是概念化的宣传品,而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产品,必须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四十余年的编剧生涯,创作了三十多部影视作品,王兴东怎样从一个边防战士成长为电影编剧?他独到的创作技法是如何形成或受何人影响,其每一部影片背后有咋样的故事?编剧是写故事的人,编剧本身也是有故事的人。
王兴东当过知青,19岁应征入伍到吉林省延边军分区边防二团,又参加了军分区宣传队,写快板、歌词、戏剧、小京剧,在部队出了名。197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招人,部队推荐王兴东考入长影。本来他有机会当演员、场记甚至导演,但他却选择了当编剧。
长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很重视剧本创作,编剧队伍很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编剧于敏、《上甘岭》的编剧林杉、《智取华山》的编剧纪叶都出自长影,编剧在长影地位很高,影片开始字幕上第一个署名就是编剧,厂院里有一幢日式别墅“小白楼”,是专供编剧修改剧本的地方。
当时编剧张天民创作反映大庆石油工人“铁人”王进喜事迹的电影《创业》,请来老编剧孙谦助阵,长影领导派王兴东担任助理,协助搜集资料,也负责照顾张天民和孙谦两位同志的日常生活。在大庆油田,三个人跑遍了钻井队、采油队、炼油厂,采访了很多石油工人,那段经历让王兴东受益良多。
张天民告诉他:“生活的大地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源,不下钻头是打不出油来的,打10米是水井,打1000米才能出原油!没有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玩不转。剧本创作的道理也一样,要向生活的大地开钻,向生活要能源,向生活要能力。生活是源,人物是根,没源没根,一切发昏!”
这段话王兴东记了一辈子。他说:“我放弃了小说、散文的创作,一心学习编剧,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态度、观念,甚至我的人生宣言都写在剧本里,放大到银幕上。”他的每部剧本都会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井位”,盯住人物,一钻到底,直到钻出“油”来,抵达这个人物的灵魂。蒋筑英、孔繁森、乔安山、牛玉儒、许海峰、刘长春、曾联松等,都是他从生活中“钻”出来的。
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无字的剧本。他一直奉行剧本不能用手“写”,而要用脚“写”,只有贴近人民群众,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被生活触动,有触动才有感动,有感动才能激动,有激动才有创作冲动,才能以高于生活的标准去提炼生活,表现生活。这也是长影老编剧们教会他的写作方法,“生活是本经,一念就灵”。
同样,生活也给了他许许多多的感动。1980年,王兴东和王浙滨合作编剧电影《明天回答你》,到大连机车厂体验生活。有一天下大雨,鞋湿透了,王兴东拎着鞋、光着脚走进机械二车间。待他采访完回驻地时,车间安全员送来一双雨靴:“您得留神,厂里地上全是铁屑,别伤了脚。”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他心里仍涌动着一股暖意。
关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王兴东的经验是“脚踩两只船,手拿两把刀”。他解释说:“所谓两只船,一是生活的大船,二是市场的航船;两把刀,指的是刻画人物的雕刻刀,剖析现实的手术刀。”
1982年6月,长春光机所研究光学传递函数的科学家蒋筑英到成都出差,当晚开会到深夜,次日一早换乘两次公共汽车,又步行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开展工作,后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抢救无效去世,当时年仅43岁。
上世纪90年代初,王兴东出任电影《蒋筑英》的编剧,他从长春到北京,再到成都,调研长达一年,采访了六十多位蒋筑英生前的亲属、老师、朋友、同事,记下几大本采访笔记。蒋筑英的同事、数学家孙国良告诉王兴东:“蒋筑英是个喜欢较真的人,平时去菜市场买菜,小贩的菜牌写了错别字,‘韭菜’写成‘九菜’,‘大葱’写成‘大冲’,他也要给人家修改过来。”很多这样的细节集中在一起,蒋筑英的形象变得立体而鲜活。
有一年,王兴东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乔安山的故事:他与雷锋一起出车执行任务,倒车时意外撞倒了一根晾衣服的柞木桩子,正打在指挥倒车的雷锋的太阳穴上,雷锋受伤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去世。乔安山这个人物出现在王兴东的脑海里,他想:“身为事件旋涡中心的人物,乔安山到底是怎么面对周围的战友,怎么面对铺天盖地的学雷锋活动?这些年他在干什么,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认为这个从未被曝光过的真实题材值得深入挖掘,于是前往辽宁铁岭采访乔安山,想要创作《离开雷锋的日子》。
当时乔师傅56岁,下岗已经3年,家庭主要经济来源靠他和妻子在农贸市场卖茶叶、糖果。夫妻二人住在旧宿舍楼三楼的一个小单元房里,房间墙上还挂着一张他和雷锋的合影。当乔安山得知王兴东此行的目的时,表现得有些抗拒,他并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雷锋的离世与自己有关。王兴东向他承诺:“影片拍成后请您先审查,您要是不满意,就不通过,一直改到您满意为止!”
或许正是出于对战友的那份深深的怀念,乔安山终于打消顾虑,同意配合采访。当时手机尚未普及,创作过程中,两人需要频频联系,开始时王兴东只能给乔家楼下的小卖部打电话,小卖部的人再去喊乔安山,实在是不方便,他干脆自掏腰包给乔安山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随后,他又奔波辗转采访到雷锋的战友庞春学、于泉洋、田生绵等人,最终顺利完成了剧本。
样片完成后,剧组请来乔安山,专门为他放映。乔安山看的过程中一直在流泪,看完之后,他拉着王兴东的手泣不成声:“你解开了我的心结,我对班长有了一个交代,你们让班长的精神回家了!”《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后,全社会掀起了关于雷锋精神和雷锋故事的讨论,不仅票房大获成功,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
由王兴东担任编剧的《建国大业》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佳作。回想这部影片的创作始末,王兴东说:“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写了电影《共和国之旗》,讲述了一段往事──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征集新中国国旗图案,最终选定了曾联松的设计的具体方案。后来,我又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上提出写《建国大业》,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构想,得到上级支持,开始创作剧本。”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每一位都有一段精彩的人生故事,都能写成一本书,写谁、不写谁,如何取舍,很难做出选择。王兴东与搭档陈宝光研究,最终确定用“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结构模式,重点表现主席与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副主席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情谊。这部影片情节紧凑,故事精彩,环环相扣,2009年上映后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完美体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应有的艺术水准。
《小道》也是王兴东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精品。当时,在读过《的南昌岁月》之后,他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适合用电影来表现的故事。2004年,纪念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王兴东和团队在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的帮助下,深入到同志下放的新建县(今新建区)拖拉机修配厂,采访了很多当年的见证人。
王兴东了解到,尽管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但同志仍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忍辱负重,不屈不挠,体现出政治家的高风亮节。他曾累得低血糖晕倒在地,工人程红杏用一碗红糖水救醒了他。而专门为他修筑往返于车间和住所的乡间小道,更体现出工人们对同志的尊敬和爱护。王兴东创作了《父亲》的剧本,但暂时没能投拍,于是他又改编成了广播剧《深情》。
历经15年,王兴东终于完成了《小道》的剧本,并成为建党百年重点剧目。他亲自出马担任艺术总监,请来老搭档雷献禾做导演,特型演员卢奇出演,在江西实景拍摄。王兴东说:“这样的电影不是过眼云烟,而是一块基石,在历史画卷中添上了浓厚的一笔。”
中国人在奥运会历史上“零的突破”,是由无数中国人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创造出来的极为可贵的精神能源。我有幸创作了《》和《许海峰的枪》两部电影,在银幕上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奥运梦想。
有“中国奥运第一人”之称的刘长春,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0期发表了《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始末》,记录了自己1932年只身前往洛杉矶参加奥运会的往事。他曾是大连玻璃厂的工人,由于跑得快被东北大学破格录取,百米成绩为10秒8,是当时的全国冠军。他决心赴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张学良为他饯行,资助他8000块银元。尽管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就被淘汰,但他不畏强手的勇气让人感动。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民族的尊严敢于挺身而出,一路冲刺,单刀赴会的英雄气概,像暗夜里的火炬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奥运征程,这种精神激励着后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永远奔跑。
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经过一年多的采访和调查,创作了《》这段中国人悲壮的参赛故事,得到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支持,他为影片题写了英文片名。影片拍摄制作完成后,我随北京市广电局到美国洛杉矶做宣传,许海峰也受邀来到洛杉矶。当年刘长春来这个城市参赛没取得成绩,而在1984年,许海峰在这里实现了中国人夺得奥运会金牌的“零的突破”!把许海峰的传奇故事拍成电影,成为我的另一个梦想。
电影是以人为本的艺术,许海峰是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杰出代表人物,做这样的电影是有着现实与历史价值的。由于许海峰当时名不见经传,没有留下完整的影像资料,这也为电影创作留出了空间。在许海峰的信任和授权之下,我带着年轻人王放放深入采访了许海峰,见到了所有能见到的涉及许海峰人生道路成长的人物。
我问许海峰夺得第一枚金牌时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他说:“当时并没想太多,就是想做好每一个动作,最后一发子弹打出去,得了冠军时,我才意识到这枚金牌不仅是我个人的第一枚,更是中国人的第一枚,还是萨马兰奇当选奥委会主席颁发的第一枚,是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枚。”
许海峰回忆,那天萨马兰奇到场颁奖,突然宣布推迟30分钟,因为王义夫赢得第三名,必须同时升起两面中国国旗,而组委会只准备了一面,只好等待工作人员回驻地再取回一面五星红旗。这个等待国旗的情节,也成了电影剧本的亮点。当第二面五星红旗运达会场时,气氛达到了高潮。
中国人一次次零的突破,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作为文艺创作者,我们有责任为英雄讴歌,为勇士立传,让零的突破的精神激励后来人,成为中华民族不停地改进革新的精神基因。